从书法风格略议“昆仑石刻”

【学术争鸣】

作者：丁万里（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近日，“昆仑石刻”在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围绕石刻真伪，众多专家从文本内容、凿刻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展开了考证与辩论，观点纷呈。该石刻若确属秦代，其文字为篆书，对书法史而言同样意义非凡，近期书法界已展开激烈争论。书法从业者可凭借自身对书法艺术风格的感知与理解，在宏观上提供一种感性思考，作为判断依据。但如果过分地进行微观分析，势必会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越陷越深，偏离主旨。这个主旨就是——“昆仑石刻”的真伪问题需要多学科综合研判，而书法这一环并不能一锤定音。

峄山刻石重刻本拓片

释文与书风

“昆仑石刻”的很大争议在于文本内容，因此文字释读是关键，解决了这一点，是展开讨论其他问题的基础。目前所有的信息都只来源于网络，虽然也有几张相对清晰的照片，但依然不能解释一些疑惑，因此只能继续等待官方的准确信息。释文争议的点主要在“卅（廿）”“六（七）”“臣（田）”三个字。

张弛先生认为“廿六”应为“卅七”，“臣”应为“田”字。从网传的两张高清图都可以看出，“七”中间并非两笔而只有一竖笔，收笔刀痕明显，因此是“七”而非“六”，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横长竖短的写法多见于秦汉时期，甚至东汉《乙瑛碑》仍依此法。至于横画弧度大，在秦简中也较为常见。另外，如果是“六”字，该笔画不会如此左右伸展，而是要变弯向下垂，作撇捺状。“廿”或“卅”，取决于中间究竟有无一竖笔。此前网传该字大图，非常清晰地显示中间有一竖，似乎可以确定为“卅”。但是该照片拍摄时光线应该是从左侧照射过来，与岩面夹角很小，因此任何一点高低都会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阴影，以致误以为是笔画。从前后两张照片也能看出，该部分有一条向左下延伸至“年”字的裂纹。仝涛先生在最近接受采访时也谈到该裂纹不平行于“廿”字左右两竖，因此不像是笔画，故而释为“廿”。然而，也有一种可能是岩石后裂而掩盖了原有笔画的刻痕。所以，由于拍摄角度、光影呈现差异等问题，依据照片已无法确定该字，必须要亲临现场目测了。

对于“臣（田）”的释读，起初我也是认同张弛先生观点的。从最早的照片看，该字右下角转接处有轻微的凿刻痕迹，而再看之后的高清图，好像并非凿刻痕迹，且上部依稀有“臣”字的笔画，因此更趋向于“臣”。

图①：昆仑石刻“藥”字及秦公大墓石磬文“樂”字

秦统一后的石刻遗存，琅琊刻石被学界公认为原刻，原石风化漫漶严重，拓本也不清晰，只能从形态上大致窥视秦篆字形特征。泰山刻石明拓廿九字本，也被学界认可为原刻。此外，北宋郑文宝据徐铉摹本重刻峄山刻石，徐无闻先生考证其字法和结构基本保留了秦代篆书的原始特征，尤其是二世诏部分，也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除石刻文字外，刻于青铜器上的诏版文字，虽不似石刻那般庄重规整，但细究其用笔特征与结体规律，仍能洞察秦篆特征。秦统一之前的文字资料，也具一定的参考价值，如石鼓文、秦公大墓石磬等。

刘钊先生的两篇文章，对“昆仑石刻”文字与其他秦系篆书逐一对照，进行了较为翔实的阐述。但此种方法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确实能够证明该石刻文字有秦风；另一方面也难以摆脱集字伪造之嫌。然而若是连最基本的表面风格都不像，那就必伪无疑了，全无谈论的价值。

图②：昆仑石刻“月”字及秦公大墓石磬文“月”字

在此补充说明以下几个字：“藥”字下部“樂”（图①）和“月”（图②）字形态，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高度相似，二者在笔画转折弧度、结构布局颇为一致。秦代篆书笔法体系中，线条弧度的微妙处理，尤其是横画，是其重要标识。“昆仑石刻”中“皇”“帝”“卅（廿）”“七”“三”“里”等字皆是如此。“将”字每一笔的微妙弧度，也都不经意间渗透出秦人笔意。徐无闻先生在考证泰山刻石时曾指出，后世翻刻本与伪刻作品中，诸多文字的横画弧度缺失，多作平直形态，致使笔画僵硬刻板，失去了秦篆原有的古朴韵味与灵动气息。另外，“采”“藥”下部“木”字撇捺的角度和形态，也能体现出秦代篆书的特征，与后世的篆书表现明显不同。

无论是“秦八体”还是“新莽六书”，都是后人对文字的总结和分类，而非时人就以此来进行书写。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书写规律，场合、材质的不同确实会产生风格上的差异，甚至形成某种书写范式，但无论如何都不会隔绝彼此间本质上的互通。“昆仑石刻”无论真伪，从各方面来看都属于“孤品”，没有同类型可以横向比较。切不能以今证古，好比清人以莱子侯刻石断言“西汉无隶书”，却被出土的汉简狠狠“打脸”。在考古发现不断推进的当下，未知的历史遗存与艺术表现形式仍有待发掘。

形制与艺术性

疑伪观点认为，“昆仑石刻”形制草率，不符秦制，不似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取较大柱状石材，书刻工整庄重。据《史记》记载，此二刻都是秦始皇亲巡所立，为其歌功颂德，自然不敢有丝毫马虎。而寻求仙药一事始皇未必御驾亲征，“昆仑石刻”的性质也与琅琊、泰山二刻不同，或许只是记事功用，其形制自然也无需过分考究。另外，客观条件也不容忽视，笔者于2017年去过此地附近，地表多草地、草甸覆盖，裸露岩石极为稀少，由此推断，可用于刻字岩体稀缺，无法就地获取大型石材，只能因陋就简，在有限的岩体上镌刻文字。当然，在两千年前的秦代，该地区地貌如何，就要地质学家来言说了。泰山、琅琊二刻书写极为严谨，可以说是当时级别最高、最为规范的书写范式，其他完全不能与之比拟。秦代政权只有短暂的15年，这期间究竟产生了多少石刻文字，我们不得而知，但绝不止目前所见一二，无论形制还是风格面貌应该都是多样的。以此二刻形制作为衡量秦代石刻的唯一标准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秦诏陶量

“昆仑石刻”的书法艺术究竟如何？这是一个更为主观的讨论，书法人所谓的“理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针对同一件作品，出现正反两极的评价完全不足为奇。谈一下我个人的观点：站在秦人立场，追求宏大庄重，以琅琊刻石、峄山刻石为准则，“昆仑石刻”与之差距较大，艺术性似乎并不算高；但以书法艺术为立场，同时抛开对固有秦篆风格（玉箸篆）的执念来看，“昆仑石刻”则无比生动，书写性强，笔意浓厚，字形大小错落有致，章法无行无列，因石赋形，自然排布。试想若使我们在一张形状不规则且没有界格的纸上，以秦篆风格创作，即使非常谨慎小心，字形大小也不易控制，排布自然也不会太整齐。更何况，当时书者未必想要写齐，再考虑到岩面的平整度，就更加难以整齐划一了。

然而细品读“昆仑石刻”，个别字的艺术处理还是值得商榷的。如“皇”字整体略显板滞，“白”部太大，中间三角形僵直；“帝”字单看尚可，如果联系“皇”字上下看，字形就明显太局促，不知是否因下部岩面不便书刻所致；“大（夫）”中间两竖距离太近，空间不协调，接下去若为“臣”字，中间口部右下角转折处过于尖锐，似乎不合常理，略怪异；“陯”字字形过分拉长；“翳”字起初觉得不佳，因“羽”竖画直而少曲，后查阅汉印中“翳”字也是如此，再观峄山刻石，秦篆笔画简约而少装饰，觉得“翳”字尚可；另一残破较严重的“翳”字，“羽”部左移，与本体分离较大，略显不妥，不知是否也是受到岩面影响；“年”字残损较严重，从残留笔痕看，“禾”部上面左垂的撇画和下部半弧笔画下垂都较长，与常见秦篆写法略有不同，但仅凭照片无法准确还原该字痕迹；“百”字下部左右两处转折较其他字都尤其方硬，在整体中稍显突兀，难道是因快结束而偷懒？或是因高海拔劳作而体力不支？

泰山刻石残石拓片

非秦亦非今？

秦以后的篆书发展，至西汉初，仍保留一定的书写应用空间，此时期的篆书风格与秦篆一脉相承。即便东汉，仍可见诸多作品延续秦篆的艺术特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楷书、行书的发展成熟，篆书的书写实践急剧减少，篆书难以再现秦代那种高古雄浑的艺术风格。隋唐时期，李阳冰作为篆书大家，虽师法秦代李斯，但作品呈现出的风格面貌与李斯存在显著差异。且李阳冰流传至今的作品多为北宋重刻，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宋代书家的审美倾向与演绎成分。所谓“二李”篆书的相似之处，更多体现于“玉箸篆”的笔法，而在字形结构、整体气韵上，二者有着明显分野。宋元时期，篆书风格依然延续“玉箸篆”，在字形结构上尚未突破固有范式，与秦篆的古朴厚重相比，显得较为规整纤弱。明清时期，篆书迎来新的发展高峰，不过在清代早期，篆书风格仍以“玉箸篆”为主流。直至清代中后期，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等篆书大家崛起，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篆书风格。

审视篆书发展脉络，自秦代以降，除了两汉，各时代篆书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体系。基于当前学术研究成果及传世篆书作品的综合考察，秦汉之后鲜有体现秦代篆书典型风貌的作品。但鉴于书法传承与发展的复杂性，也难以绝对否定后世无人能书写出纯正秦篆风格的篆书。因此，仅据现有篆书发展研究认知，可大致推断，“昆仑石刻”所呈现的秦篆风格面貌，在秦汉之外的其他历史时期，难有书家所成。

如前所言，书法艺术风格的判定具有较强主观性，学者基于不同的认知与审美，往往各持己见，难以形成统一且绝对正确的定论。需明确两点：其一，个人对书法的优劣评判，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判者对风格内涵的理解深度与广度。每个人所理解的风格，是不是一定就是所谓的秦篆？这点值得深思。其二，即便在艺术性表现上存在瑕疵，但“好坏”不能等同于“真伪”，绝不能以书法艺术的标准来判定真伪。所以谈论“昆仑石刻”，也不能完全将文字和书法混为一谈。前者讨论用字对错，后者讨论书法审美。石刻的真伪，最终需综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地质学、气象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系统考量石刻的材质特征、所处环境、文本内容、历史文献记载等多方面因素，通过多维度的交叉论证与深入分析，才有可能构建起完整、严谨的证据链，从而得出科学且可靠的结论。

稿件统筹：陈雪、李韵、王笑妃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1日 08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