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法风格略议“昆仑石刻”
【学术争鸣】
作者:丁万里(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近日,“昆仑石刻”在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围绕石刻真伪,众多专家从文本内容、凿刻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展开了考证与辩论,观点纷呈。该石刻若确属秦代,其文字为篆书,对书法史而言同样意义非凡,近期书法界已展开激烈争论。书法从业者可凭借自身对书法艺术风格的感知与理解,在宏观上提供一种感性思考,作为判断依据。但如果过分地进行微观分析,势必会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越陷越深,偏离主旨。这个主旨就是——“昆仑石刻”的真伪问题需要多学科综合研判,而书法这一环并不能一锤定音。

峄山刻石重刻本拓片
释文与书风
“昆仑石刻”的很大争议在于文本内容,因此文字释读是关键,解决了这一点,是展开讨论其他问题的基础。目前所有的信息都只来源于网络,虽然也有几张相对清晰的照片,但依然不能解释一些疑惑,因此只能继续等待官方的准确信息。释文争议的点主要在“卅(廿)”“六(七)”“臣(田)”三个字。
张弛先生认为“廿六”应为“卅七”,“臣”应为“田”字。从网传的两张高清图都可以看出,“七”中间并非两笔而只有一竖笔,收笔刀痕明显,因此是“七”而非“六”,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横长竖短的写法多见于秦汉时期,甚至东汉《乙瑛碑》仍依此法。至于横画弧度大,在秦简中也较为常见。另外,如果是“六”字,该笔画不会如此左右伸展,而是要变弯向下垂,作撇捺状。“廿”或“卅”,取决于中间究竟有无一竖笔。此前网传该字大图,非常清晰地显示中间有一竖,似乎可以确定为“卅”。但是该照片拍摄时光线应该是从左侧照射过来,与岩面夹角很小,因此任何一点高低都会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阴影,以致误以为是笔画。从前后两张照片也能看出,该部分有一条向左下延伸至“年”字的裂纹。仝涛先生在最近接受采访时也谈到该裂纹不平行于“廿”字左右两竖,因此不像是笔画,故而释为“廿”。然而,也有一种可能是岩石后裂而掩盖了原有笔画的刻痕。所以,由于拍摄角度、光影呈现差异等问题,依据照片已无法确定该字,必须要亲临现场目测了。
对于“臣(田)”的释读,起初我也是认同张弛先生观点的。从最早的照片看,该字右下角转接处有轻微的凿刻痕迹,而再看之后的高清图,好像并非凿刻痕迹,且上部依稀有“臣”字的笔画,因此更趋向于“臣”。

图①:昆仑石刻“藥”字及秦公大墓石磬文“樂”字
秦统一后的石刻遗存,琅琊刻石被学界公认为原刻,原石风化漫漶严重,拓本也不清晰,只能从形态上大致窥视秦篆字形特征。泰山刻石明拓廿九字本,也被学界认可为原刻。此外,北宋郑文宝据徐铉摹本重刻峄山刻石,徐无闻先生考证其字法和结构基本保留了秦代篆书的原始特征,尤其是二世诏部分,也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除石刻文字外,刻于青铜器上的诏版文字,虽不似石刻那般庄重规整,但细究其用笔特征与结体规律,仍能洞察秦篆特征。秦统一之前的文字资料,也具一定的参考价值,如石鼓文、秦公大墓石磬等。
刘钊先生的两篇文章,对“昆仑石刻”文字与其他秦系篆书逐一对照,进行了较为翔实的阐述。但此种方法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确实能够证明该石刻文字有秦风;另一方面也难以摆脱集字伪造之嫌。然而若是连最基本的表面风格都不像,那就必伪无疑了,全无谈论的价值。

图②:昆仑石刻“月”字及秦公大墓石磬文“月”字
在此补充说明以下几个字:“藥”字下部“樂”(图①)和“月”(图②)字形态,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高度相似,二者在笔画转折弧度、结构布局颇为一致。秦代篆书笔法体系中,线条弧度的微妙处理,尤其是横画,是其重要标识。“昆仑石刻”中“皇”“帝”“卅(廿)”“七”“三”“里”等字皆是如此。“将”字每一笔的微妙弧度,也都不经意间渗透出秦人笔意。徐无闻先生在考证泰山刻石时曾指出,后世翻刻本与伪刻作品中,诸多文字的横画弧度缺失,多作平直形态,致使笔画僵硬刻板,失去了秦篆原有的古朴韵味与灵动气息。另外,“采”“藥”下部“木”字撇捺的角度和形态,也能体现出秦代篆书的特征,与后世的篆书表现明显不同。
无论是“秦八体”还是“新莽六书”,都是后人对文字的总结和分类,而非时人就以此来进行书写。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书写规律,场合、材质的不同确实会产生风格上的差异,甚至形成某种书写范式,但无论如何都不会隔绝彼此间本质上的互通。“昆仑石刻”无论真伪,从各方面来看都属于“孤品”,没有同类型可以横向比较。切不能以今证古,好比清人以莱子侯刻石断言“西汉无隶书”,却被出土的汉简狠狠“打脸”。在考古发现不断推进的当下,未知的历史遗存与艺术表现形式仍有待发掘。
形制与艺术性
疑伪观点认为,“昆仑石刻”形制草率,不符秦制,不似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取较大柱状石材,书刻工整庄重。据《史记》记载,此二刻都是秦始皇亲巡所立,为其歌功颂德,自然不敢有丝毫马虎。而寻求仙药一事始皇未必御驾亲征,“昆仑石刻”的性质也与琅琊、泰山二刻不同,或许只是记事功用,其形制自然也无需过分考究。另外,客观条件也不容忽视,笔者于2017年去过此地附近,地表多草地、草甸覆盖,裸露岩石极为稀少,由此推断,可用于刻字岩体稀缺,无法就地获取大型石材,只能因陋就简,在有限的岩体上镌刻文字。当然,在两千年前的秦代,该地区地貌如何,就要地质学家来言说了。泰山、琅琊二刻书写极为严谨,可以说是当时级别最高、最为规范的书写范式,其他完全不能与之比拟。秦代政权只有短暂的15年,这期间究竟产生了多少石刻文字,我们不得而知,但绝不止目前所见一二,无论形制还是风格面貌应该都是多样的。以此二刻形制作为衡量秦代石刻的唯一标准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秦诏陶量
“昆仑石刻”的书法艺术究竟如何?这是一个更为主观的讨论,书法人所谓的“理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针对同一件作品,出现正反两极的评价完全不足为奇。谈一下我个人的观点:站在秦人立场,追求宏大庄重,以琅琊刻石、峄山刻石为准则,“昆仑石刻”与之差距较大,艺术性似乎并不算高;但以书法艺术为立场,同时抛开对固有秦篆风格(玉箸篆)的执念来看,“昆仑石刻”则无比生动,书写性强,笔意浓厚,字形大小错落有致,章法无行无列,因石赋形,自然排布。试想若使我们在一张形状不规则且没有界格的纸上,以秦篆风格创作,即使非常谨慎小心,字形大小也不易控制,排布自然也不会太整齐。更何况,当时书者未必想要写齐,再考虑到岩面的平整度,就更加难以整齐划一了。
然而细品读“昆仑石刻”,个别字的艺术处理还是值得商榷的。如“皇”字整体略显板滞,“白”部太大,中间三角形僵直;“帝”字单看尚可,如果联系“皇”字上下看,字形就明显太局促,不知是否因下部岩面不便书刻所致;“大(夫)”中间两竖距离太近,空间不协调,接下去若为“臣”字,中间口部右下角转折处过于尖锐,似乎不合常理,略怪异;“陯”字字形过分拉长;“翳”字起初觉得不佳,因“羽”竖画直而少曲,后查阅汉印中“翳”字也是如此,再观峄山刻石,秦篆笔画简约而少装饰,觉得“翳”字尚可;另一残破较严重的“翳”字,“羽”部左移,与本体分离较大,略显不妥,不知是否也是受到岩面影响;“年”字残损较严重,从残留笔痕看,“禾”部上面左垂的撇画和下部半弧笔画下垂都较长,与常见秦篆写法略有不同,但仅凭照片无法准确还原该字痕迹;“百”字下部左右两处转折较其他字都尤其方硬,在整体中稍显突兀,难道是因快结束而偷懒?或是因高海拔劳作而体力不支?

泰山刻石残石拓片
非秦亦非今?
秦以后的篆书发展,至西汉初,仍保留一定的书写应用空间,此时期的篆书风格与秦篆一脉相承。即便东汉,仍可见诸多作品延续秦篆的艺术特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楷书、行书的发展成熟,篆书的书写实践急剧减少,篆书难以再现秦代那种高古雄浑的艺术风格。隋唐时期,李阳冰作为篆书大家,虽师法秦代李斯,但作品呈现出的风格面貌与李斯存在显著差异。且李阳冰流传至今的作品多为北宋重刻,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宋代书家的审美倾向与演绎成分。所谓“二李”篆书的相似之处,更多体现于“玉箸篆”的笔法,而在字形结构、整体气韵上,二者有着明显分野。宋元时期,篆书风格依然延续“玉箸篆”,在字形结构上尚未突破固有范式,与秦篆的古朴厚重相比,显得较为规整纤弱。明清时期,篆书迎来新的发展高峰,不过在清代早期,篆书风格仍以“玉箸篆”为主流。直至清代中后期,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等篆书大家崛起,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篆书风格。
审视篆书发展脉络,自秦代以降,除了两汉,各时代篆书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体系。基于当前学术研究成果及传世篆书作品的综合考察,秦汉之后鲜有体现秦代篆书典型风貌的作品。但鉴于书法传承与发展的复杂性,也难以绝对否定后世无人能书写出纯正秦篆风格的篆书。因此,仅据现有篆书发展研究认知,可大致推断,“昆仑石刻”所呈现的秦篆风格面貌,在秦汉之外的其他历史时期,难有书家所成。
如前所言,书法艺术风格的判定具有较强主观性,学者基于不同的认知与审美,往往各持己见,难以形成统一且绝对正确的定论。需明确两点:其一,个人对书法的优劣评判,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判者对风格内涵的理解深度与广度。每个人所理解的风格,是不是一定就是所谓的秦篆?这点值得深思。其二,即便在艺术性表现上存在瑕疵,但“好坏”不能等同于“真伪”,绝不能以书法艺术的标准来判定真伪。所以谈论“昆仑石刻”,也不能完全将文字和书法混为一谈。前者讨论用字对错,后者讨论书法审美。石刻的真伪,最终需综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地质学、气象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系统考量石刻的材质特征、所处环境、文本内容、历史文献记载等多方面因素,通过多维度的交叉论证与深入分析,才有可能构建起完整、严谨的证据链,从而得出科学且可靠的结论。
稿件统筹:陈雪、李韵、王笑妃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1日 08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