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读书会｜从0到1，“有为与有效”的浙江答案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赵茜

“创新没有奇迹，只有生态；创新生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5月22日，中信出版集团联合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主办，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指导，科创之江百人会、普华科创中心、《浙商》杂志联合承办的《有为与有效》首发活动，在浙江省科协大楼二楼报告厅举办。

《有为与有效》是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科技厅前厅长周国辉的最新著作，全书从5个维度剖析浙江在“八八战略”引领下的科创活力和发展潜力，记录浙江科创精彩蝶变的历史。

现场，本书作者周国辉、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吴晓波等重要嘉宾围绕“全球科创竞赛中的浙江解法：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展开分享，他们从政策、经济、科技等角度，探讨政府和市场如何良性互动，合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并从浙江样本出发，展望中国创新经济发展之路。

首发活动现场。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1】以科创共识促发展

“创新可能不是被计划的，但一定是被哺育、引导和催生的。”作为《有为与有效》的核心观点，这句话在不同的场合被反复提及。

正如杭州六小龙从0到1被培育一般，浙江科创也经历了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的发展过程，孕育着活力涌动的创新热土，也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提供时代书写的广阔天地。

现场，周国辉用三句话概括撰写《有为与有效》的心路历程：

一是“出乎意料的惊喜”。

根据时间线，从去年《黑神话·悟空》发售到宇树科技机器人量产，2分钟实拍视频火爆全网，云深处“山猫”全地形越野机器人脚踏四轮翻山越岭的视频在全球头部社交平台上广为传播，再到DeepseekR1发布，杭州科创现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由点及面、持续涌现的过程。至于杭州六小龙的提法，也并非来自官方宣传，而是产生于民间、网络和国外对手，并称之为“东方的神秘力量”。

在周国辉看来，杭州六小龙作为横空出世的网络热词，在浙江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影响，“这一科创热潮，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自主创新的自信，增强了中国创业精神的国际影响，增强了当前形势下的社会认可和精神共鸣，作为经历过双创浪潮的科技人，我由衷感到惊喜。”

二是“合乎情理的欣慰”。

针对为何是杭州的疑问和疑惑，《有为与有效》从五个维度对浙江科创战略进行了思考，并总结出五个具有启示性的结论。周国辉认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战略和方向，浙江认真地学习、领会、贯彻，并进行实践探索，在科技创新上我们试图找到将二者结合互动的方法，成功=政府（阳光）×市场（土壤）×人才（种子）×文化（气候），可能是合乎情理的一个公式。

三是“作为科技人的情愫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已离开科技岗位数年，既怕‘蹭热度’、也怕‘炒冷饭’，起初并未准备接手这个任务，最终出版社同志用真情和对中国、对浙江科技创新的信任打动了我。”谈及撰写《有为与有效》的缘由，周国辉如是说。

正是这种感受，让他在书中写下了三句充满真情的语句——作为一个亲历者，我很幸运，有责任记录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作为一个见证者，这个我很感恩，应当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也很理性，要尽可能客观地叙述我的所见所闻，哪怕是一孔之见。

“科创杭州现象应当被认真观察、认真研究、认真分析，这样既能既增强全社会的创业创新共识，也能进一步坚定科技创新的自觉性。”周国辉说，他将本次首发活动视作一次学术交流、磋商的过程，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政府和社会的思考和讨论，进一步优化龙腾凤飞的科创生态，“在我的心目中，杭州六小龙只是开始，未来我们还需要迎接更大的机遇和挑战。”

周国辉发言。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2】以科创生态聚人才

什么是创新？创新者能量产吗？

张军聊起了30年前翻译的《改变世界的13位男性》，这是他看到的第一本把注意力集中在创新创业者身上的著作，全书幽默、活灵活现地向读者呈现出那些曾改变世界的创新创业者的特质，并且对他们的共性进行了研究：“比如，这些人大多都在家中排行老大，一生中结了好几次婚，还有从来没在一个地方生活超过5年时间。书中还把这些创新者与毕加索做了比较，认为他们和毕加索相像，叛逆、不接受权威并且挑战权威，非常有趣。”

但显然，并非所有创新创业者都会具备类似的个性和特征，想要在人海中精准“打捞”创新者，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通过这个例子，张军想要表达，创新创业归根结底是个体行为，但如果它们集中出现在某个地方，就和生态有关。

“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创业变得自由，使得创新创业者可以更容易被发现，更容易成长起来。”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创杭州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和学习。

在他看来，《有为与有效》回答了“为什么是杭州”这一问题，并让人们进一步思考，该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为与有效》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相乘而非相加，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西方经济学将政府看作市场的‘破坏者’，认为政府需扮演者‘守夜人’的角色，要缩小政府的规模。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理念，就会自然而然认为政府和市场是对立关系。但从实践来看，政府规模缩小可能导致国家能力缩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转型过程中就遇到了类似难题，因此，不能简单套用欧美经验。多年来，浙江政府在科创领域的探索，政府和市场如何从完全对立的相加关系逐渐走向共生的相乘关系，这种与市场相处的经验也将是一座城市虚拟的资产，它并不会因为领导迭代而消失，而是会代代传承，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更进一步看，科创杭州现象也是中国现象。

“中国人均GDP大概在1.3万美元左右，在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这个数字非常普通，甚至无法和东南亚国家拉开差距。但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人力资本规模和资本深化程度却远超他国，为科创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张军说，他相信，杭州六小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中国会有更多城市出现创新奇迹，“所有的伟大都是熬出来的，我们拭目以待，等待时间的答案。”

张军发言。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3】抢占新周期制高点

“今天，硬科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也需要更多人正确地理解社会的发展规律，从人文视角理解科技带来的影响。”吴晓波长期从事创新和企业战略研究，曾就读于浙大电机系，从事工科专业的他，因为一次契机毅然决然选择了文科，从此与涌动的经济热潮共脉动。

现场，吴晓波从三个方面阐述他对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理解：

首先，从发展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带来了重大的机会窗口，城市能够抓住机遇，正是得益于有为与有效的良性互动。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市场经济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推动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特别是在民营企业，特别在浙江省。但这种发展有阶段性，一个明显表现在于，今天的企业家与二三十年前的企业家有显著区别，过去企业家从贫穷中走来，经历了资源短缺的时代，以‘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著称，政府则对创业的不确定性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到这个阶段，科技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流，更多的高科技企业被纳入政府支持，企业家也呈现出文化水平更高、更理性的特征。”

他以《来自竞争的繁荣》为例，指出统筹有为与有效关系的重要性。

《来自竞争的繁荣》作者为二战后西德第一任经济部长、德国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该书于1952年首次出版。“这本书聚焦国家资本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制定规则，做好裁判，让企业自由竞争、自由发展，这些观点曾让我豁然开朗。我们不能一讲社会主义就呼吁计划经济，一谈市场经济就谴责资本主义，而是要做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让每个人都有激情和自由去创造。”

第二，以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2019年《自然》杂志创刊150周年之际，历史学家保罗·卢西尔（Paul Lucier）在纪念文章《市场化的科学能够被信任吗?》一文中回顾了美国科技发展历程，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科学顾问时代（1820-1880）、企业实验室时代（1880-1940）、政府支持时代（1940-1980）和合同外包时代（1980至今）。不同阶段人们对科学与产业关系的认知不同，科学家也面临着不同处境，但科研与产业的互动最终成为一种趋势，推动了人类科学事业发展。

在吴晓波看来，今日高校已不满足于具体知识的传授，更希望以教育赋能创新生态的重构，“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高校全面向西方学习，好像西方知识的‘搬运工’，如今，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杭州六小龙的创始人里有三个是浙大的校友，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浙大鼓励和企业合作，甚至创办企业，这意味高校开始从知识的搬运工，变成真正的知识源头和科技源头，驱动社会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第三，满足企业创新创业生态的需要。

吴晓波提到“政产学研用金介”这一新型创新体系。其中，产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大学教育是助推创新创业的基石；产学合作是高校改革的必然趋势；用户是科技价值的核心，用企互动将重构未来科技；企业发展战略、投资战略、发展战略、商业模式的创新，需要广大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帮助与支持，只有第三方服务企业扮演好科技的“护航者”的角色，才能形成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因此，未来基于上游的创新才是抢占新周期制高点的关键。

吴晓波发言。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附：现场部分互动实录

读者：如何避免政府服务过度或市场失灵？现在倡导政府产业基金直接参与早期投资，投早、投小、投科技，会不会带来市场筛选机制的扭曲？

周国辉：《有为与有效》中我介绍了国有资本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但聊得更多的还是社会资本。我认为社会资本产权明晰，能够自主决策、风险自担，比较切合新技术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偏好。因此，国有资本最好采取引投、跟投的方式，在涉及国家战略必争领域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吴晓波：平衡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对政府来说。因为政府既要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负责，又要承接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和战略部署，这个时候就会面临一定的失衡与冲突。在这方面，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做得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对企业、老百姓有底线保护。最近我也在写一篇与风投有关的报告，认为投早投小投科技的管理方法需要改进，因为投早投小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政府对这些机构的考核是按确定性来考核，要求不能亏钱，这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建议按照投资标的的类型，分类指导、分类考核，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资源配置。

读者：我在上海做了25年软件公司，现在到杭州创业，做AI制造软件。在技术加持下，之前100块的软件现在可能只需要50块。按照经济学观点，劳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可能导致劳动关系改变，如果某一天我创业成功，可能会把所有的程序员淘汰，各位老师怎么看待这种可能性？

张军：经济学家很早就思考过类似的问题。工业革命以后到现在所有的技术进步都会取代劳动力，但经济学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术语，叫卡尔多典型事实。

其中有一条事实指出，整个经济对劳动的需求其实没有下调。

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每次技术进步都会引发人们关于“永久性失业”的担忧。但长期来看，对劳动的需求整体上并未减少。一个统计上的证据就是，如果对劳动需求减少，整个GDP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占比一定会下降，因为增加值分配给了资本，劳动拿得份额就变少了，实际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我觉得经济社会其实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有免疫系统，当某个部位受到冲击，释放出一定劳动要素和劳动力，就会被别的地方慢慢吸纳掉。

吴晓波：浙江制造业很早就开始实施“机器换人”，从点上来看，劳动者转业并不容易，这肯定会对他们造成一定影响。所以政府要推出一些培训政策。另外，传统产业产能大量过剩，导致制造业创新能力不足，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可以促进劳动者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图片由活动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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